黄益平:对数字金融应整治与扶持并举

黄益平 2018/03/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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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为了保障数字金融的健康发展,监管部门应该整治与扶持并举。

最近大家都在反思十年前的那场全球危机。分析美国次债危机的形成机制,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次债风险的形成主要是因为金融创新走得太远、还是因为金融监管守株待兔?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看法是,主要责任还是应该由监管承担。我十分赞同这个判断,金融创新的风险没有得到遏制,首先是因为监管不到位。风险传导不清晰的业务,不宜大力发展,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但监管也应该与时俱进,主动学习、创新并规范市场行为。

这个反思与我国当前的金融政策实践密切相关,比如如何规范、监管生机勃勃但又问题丛生的数字金融业。一方面,我们看到数字金融确实满足了一部分企业与个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特别是对发展普惠金融发挥了独到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个领域风险事件频发,尤其是在网络贷款和数字货币等业务。最近两年,监管部门系统性地整治数字金融业,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许多不规范的行为其实源于监管不到位和信用文化缺失。因此,为了保障数字金融的健康发展,监管部门应该整治与扶持并举。

前两年国内热门的首次币发行(ICO)实际是一种民间融资方式,但很多ICO挂的是区块链的羊头。作为分布式的记账系统,区块链可能是一种有前途的新技术,但它离普遍改变我们的经济生活方式,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区块链技术可能更适合风险投资者,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即便是作为民间融资的方式,ICO也缺乏必要的规范,如果在募资者资质、信息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等方面没有最低的门槛,那么ICO很容易演变成非法集资甚至坑蒙拐骗的载体。因此,监管部门禁止ICO,是负责任的行为。等将来技术成熟了、规则清晰了,可以再开放ICO。

网络贷款的问题却不相同。2007年第一家个体网络贷款(P2P)平台拍拍贷开始营业,仿照的是美国P2P平台的模式,只做信息中介,撮合借贷双方之间的交易。但拍拍贷的业务一直没有真正做起来,原因很简单:在一个信用文化严重缺失的国度,一个个体投资者如何能放心地在平台上将钱借给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个体借款人?投资者不但很难评估借款人的信用状况,一旦发生违约,也很难催收,除了电话催收,没有更好的办法。即便在美国,也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网络平台上个体之间的信任问题。我们曾经调研的位于旧金山的P2P平台Prosper就认为,投资者更看重的其实还是平台的信誉,即便是机构投资者,也无法去一一验证借款人的资质。

现在监管部门禁止的一些做法,恰恰就是P2P行业为了解决上述信用问题而自发形成的。因为投资者对借款人缺乏了解与信任,为了鼓励投资者出借资金,平台只好提供担保,把投资人的风险转移到平台,实际相当于将个体网贷平台由信息中介变成了信用中介。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平台利用机器自动投标,平台将每一位投资者的资金分散到很多标的资产,这样相当于将个体投资者的风险拉平到平台的平均风险,不会出现一笔钱进去打了水漂的现象。降低了投资者回报的波动性,但会出现投资与借贷之间期限不匹配的问题,同时支付的成本会非常高,平台就会设置一个资金池来解决上面两个问题。

无论是担保还是资金池,都改变了原来平台“不碰钱”的定位。而且一旦变成金融中介,对平台的资质、信息披露、资本金和流动性的监管要求就会大大提高。事实上,大多数平台都不具备接受这样的监管的条件,监管部门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去实施这样的政策。所以,2016年银监会出台的监管政策的基本思路是让P2P平台回归信息中介的定位。现在看来,这个决定也还算合理。

问题是这样一来,大多数平台得关门或者转型,因为它们根本达不到监管政策的要求。但整治乱象只是一个方面,网络借贷还要不要发展?应该还是有必要的。作为一种新的金融交易形态,它利用平台和大数据的优势,突破了一些传统金融机构很难克服的障碍,为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提供融资甚至投资服务,是一种重要的数字普惠金融商业模式。

前几年P2P行业乱象丛生,主要还是因为监管缺位、信用文化缺失。P2P平台不能接入央行征信系统,所以信用评估只能白手起家。因为没有信息共享,共债问题很难避免。一旦借款人违约,投资人和平台要么野蛮催收,要么不作为,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其实如果监管部门积极地做一些事情,可以为网络借贷行业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环境,比如向P2P开放央行以及整合以后的征信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信用评估难、共债和违约成本低的问题。

总之,对于数字金融创新,监管部门应该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对一些明显带来负面效果的做法,包括一些风险不透明的交易,应该予以禁止。对一些有积极意义但还存在问题的业务模式,应该积极规范,同时为其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而对一些短期内尚不成熟的金融活动,可以利用“监管沙盒”等方法,在有限的范围内允许创新、控制风险。

黄益平简介: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和浙江农业大学农学(农业经济学)学士。曾经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和中国经济项目主任。目前还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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