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辉:谈谈经济学的适度思想

洪朝辉 201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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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西方经济学的适度思想归功于2300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名著Nicomachean Ethics中强调“道德的美德必定以适度为其实质”。亚里士多德还罗列了14种不同的人类价值,并提出不及、适度和过度的比较,为适度的价值提供参照。

西方经济学的适度思想归功于2300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名著Nicomachean Ethics中强调“道德的美德必定以适度为其实质”。亚里士多德还罗列了14种不同的人类价值,并提出不及、适度和过度的比较,为适度的价值提供参照。

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慷慨不够是吝啬,慷慨过度是奢侈,而最适度的价值取向就是慷慨;不够勇敢是怯弱,过于勇敢是莽撞,不偏不倚是勇敢,过犹不及。除了慷慨和勇敢,他还列举了另外12种价值,包括温和、羞耻、节制、义愤、公正、诚实、友爱、骄傲、坚强、大度、大方、明智,这些构成了古希腊时期人类德性的14大核心价值观,而其核心之核心就是适度。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其适度思想深刻影响了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一般都没法绕过亚里士多德,因为在此后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的各大流派中,都能找到亚氏适度思想的印迹。

首先,古典经济学派鼻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手”思想,体现了适度价值的精髓。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其核心就是市场的供与求必须平衡,供过于求或求过于供都将导致市场失衡和经济危机,只有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才能有效制约与平衡供求之间的适度关系。

亚当斯密认为,社会成员的自利行为存在先定和谐的适度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作为一个不是神学家、但胜似神学家的斯密,他信奉神在冥冥中对于人间秩序存在一种先定而又和谐的掌控,尽管人人追求自利,但他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适度平衡与高度和谐,不会产生必然冲突,导致市场失灵。由此表明,斯密对人性的正面信心和乐观态度,深度关注经济秩序的幸福价值、关注神的和谐预见,更关注人类对精神秩序的追求。

所以,在亚当斯密等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应该相信市场、相信个体、相信自利,但不要担心混乱与冲突,因为理性经济人之间存在内在和先定的和谐关系,也存在社会行为的自然平衡关系。例如,生产者由于贪婪,生产东西太多,导致供大于求,但自然就有一批自利的消费者不买或少买,于是,生产者自然收敛,只能少生产或停产多余的东西;同样,如果消费者太贪婪,毫无节制的消费,就会导致产品短缺,价格自然上涨,需求大于供应,于是,消费者自然节制,不买或少买。这样的无形制衡和适度协调,必然导致供需平衡、市场和谐。所以,看不见手的理论其实蕴涵着中庸的哲学,需不要过,供也不能过,这是亚里士多德适度哲学的闪光点。

无独有偶,新古典主义的剑桥学派代表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均衡价格理论,也是适度思想的一种经济学体现。1890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马歇尔发表传世之作《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被誉为与亚当斯密《国富论》、李嘉图《赋税原理》齐名的划时代著作。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和边际效用论等,整合成一种折衷主义的理论体系,建立了“均衡价格论”和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分配论,形成剑桥学派,从而建立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完整体系。

马歇尔的均衡价格三要点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存在异曲同工之妙。首先,他运用边际效用理论,说明了需求价格和需求规律,即需求数量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随着价格上涨而减少,价格越低,买的人越多;价格越高,越没人买。同时,他运用边际生产费用理论,说明了供给价格和供给规律,即供给与需求相反,价格高则供给多,价格低则供给少。更重要的是,他把需求规律和供给规律结合起来,形成均衡价格规律,即当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一致时,需求量和供给量也相一致,就会形成均衡价格。很显然,马歇尔把传统经济的供给决定论(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边际学派的需求决定论进行了有机结合。他认为,需求和供给都是决定价值的因素,二者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均衡价格,也就是说,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犹如剪刀之两刃,共时与交互地发生作用,从而建立起均衡价格论。

马歇尔还把人类的动机分为两类: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在人类经济生活中,追求满足能够刺激人类的经济行为,犹如油门和动力,促使人们不断追求满足、追求利益最大化;避免牺牲则制约了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犹如刹车和摩擦力,谨慎行事。油门与刹车的功能不存在价值判断。这也是适度与均衡思想的共同亮点。

除了亚当斯密和马歇尔之外,老制度经济学派的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提出相对价值理论,似乎也隐含了批判绝对性的适度思想。1934年,康芒斯发表的《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提供了许多经典性的论述,最有影响力的是他的价值相对主义。价值相对性认为价值与文化密切相关,并由文化决定价值大小、高低和优劣,不同文化决定不同价值取向。所以,价值判断与文化评价相似,不可能存在可计量的普世标准。即使特定时空存在一些特殊的标准,也不能作为评价经济运行或经济行为是否健康、正确、合理的统一标准。具体而言,在经济活动中,没有一种科学标准,来合理选择纯粹的自由放任政策或纯粹的政府干预政策。

所以,老制度经济学派所提倡的相对价值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适度”哲学不谋而合,指出了一个经济学发展的可能路径:相对与适度的理性、相对与适度的自由,以及相对与适度的干预等。这种相对性理念,能够避免经济理论和政策剑走偏锋、趋于绝对。通过引入文化的变量与元素,有助于思考相对真理、相对认知、相对科学的各种可能。作为对比,古典经济主义思想的主流乐于强调“三绝对”:利益绝对最大化、人性绝对最理性、经济绝对最科学。但任何思想,一旦被强调到绝对与极致的境地,就有可能走向极端,走火入魔。

同时,引入文化要素的价值相对性,有助于“软化”经济学。1970年代后的新制度经济学似乎出现了一个倾向:为了挑战和修正数学化、客观化、普世化、模式化和绝对化的主流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试图促使经济学侧重动态的历史、软性的制度和个别的具体,最后降低了经济学的数学门槛,将经济学再度“回归”成了一门具有适度边界和相对价值的“软”科学。未来的经济学似乎正在呼唤软性、感性、相对性。

此外,新古典综合学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的妥协与综合的努力,也反映了适度和中道的思想。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试图理论综合马歇尔的微观和凯恩斯的宏观,将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进行适度妥协、杂交和综合,希望把凯恩斯主张的政府干预论和新古典经济学派信奉的市场调节论予以综合,建议在不同时间与地点,适度使用不同政策。

例如,当需求不足、严重失业时,政府需要干预经济,旨在刺激总需求,促使充分就业;但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以后,如5%失业率左右之时,就应该让市场发挥更多的配置资源的作用。新古典综合不认为自由放任可以导致充分就业,但相信通过适度政府政策调控,充分就业是可能的。二战后,由于美国的充分就业已经出现,所以萨缪尔森主张回归马歇尔的新古典主义。1955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Economics)第三版中认为,这个适度、妥协、中道和综合的理论,应该为95%的经济学家接受,“除了大约5%的极左和极右的经济学家以外。”

所以,面对一些意识形态的意气之争,经济学界更需要根据不同的时空,进行创造性的妥协与交叉,不仅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更重要的是探索介于自由与干预、市场与政府、微观与宏观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萨缪尔森是这方面的综合与妥协大师,值得中国学界重新学习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哲学思想和探索路径。

最后,提出“有限理性”的西蒙(Herbert A. Simon)也丰富了适度哲学。自1978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竟然四次颁给与有限理性相关的经济学家,包括1978年的西蒙;2002年的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nehman)和佛农(Vernon Smith);2013年的席勒(Robert Shiller)、法马(Eugene Fama)和汉森(Lars Hansen);以及2017年的塞勒(Richard Thaler)。

与完备理性不同,有限理性的假设也与亚里士多德的适度思想如出一辙。正因为人的理性不够完备,所以经常过于贪婪、缺乏节制,于是适度就成为指导人类经济行为的重要指南。而且在现实中,由于环境复杂,常常出现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加上个人的认识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局限,人不可能拥有完全对称信息、稳定偏好次序、精确认知能力和一流计算能力。相反,人只是具备有限理性的有限行为人而已,人不是无所不能,人更不可能不受约束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2017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塞勒认为,人经常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人大多只侧重眼前利益,忽略长远和整体利益。例如人一般会屈从短期的诱惑,结果导致储蓄防老计划或健康生活方式被普遍忽略。所以,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实质是应用心理学研究,如奥地利学派和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维塞尔(Friedrich Freiherr von Wieser)就认为:经济学就是实用心理学。西蒙也认为,有限理性是行为经济学的中心主题(Models of BoundedRationality)。

尤其是,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与人类行为的历史性(historicity)存在关联,因为人的当下行为既依赖即时的场景,更与历史场景密切相关。所以汪丁丁认为,人的理性是具有历史纵深、不断变动的演化理性,受到历史情境和主观想象的严重局限。一旦引入有限理性和历史性,古典经济主义完备理性的普世性、科学性、客观性和唯一性就受到严重挑战,经济学的几大基石也将受到质疑,包括一般均衡的、静态的逻辑框架。

著名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提出“情景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也对完备理性提出挑战。situation可以译成三个不同的词:场景(客观)、意境(主观)、情景(中庸)。如译成“情景”就表明,理性除了客观一面,还有情感的一面,情是主观,景是客观,而且情在先,景在后。它表明理性不是源于抽象的纯粹理性,而是源于人类的情感。情景是对场景和意境的适度而又中道的平衡。

其实,有限理性能够启发学者更多的想像:现实中是否存在有限市场、有限自由、甚至有限之手的可能?包括一半看得见、一半看不见的手?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的手?有人看得见、有人看不见的手?其实质是要追问:真的存在完备理性、普遍理性、纯粹理性、绝对理性吗?真的存在无边界的市场和无限的个人自由吗?最主张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鼻祖佛兰克.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在1944年认为,人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权利,但每个人的权利又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因为他们的能力有限,尽管欲望无限。所以有限的能力,制约了取得更多的权利,于是人的自由也必定是有限的。

必须指出,亚里士多德的适度思想只是提出了一种重要的思想概念,但著名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就对适度和中道思路提出了计量模型。1974年,拉弗(Arthur Laffer) 在餐桌上发现了拉弗曲线,旨在描述税率与政府税收收入的关系。它假定了两个极端:一是政府征收100%的税率,那么,人们的劳动成果全部被政府以税收的形式充公,于是,没有人会愿意工作,生产活动则全部停止。这样,政府的税收收入可能为零,这叫“杀鸡取卵”;第二个极端,政府征税税率是0%,这样生产的产量一定最大化,但一旦政府的税收收入为零,依靠纳税人而生存的政府、军队和警察也就不可能存在,经济就处于无政府的战乱状态,于是,盗贼一定横行,企业与企业主人身安全与稳定也无法保证。所以,拉弗曲线就给出了一条中线,作为决定税率的量化标准,其结论就是税收不能太低、更不能太高,中道、适度方为王道,蕴涵着“养鸡下蛋”的道理。拉弗曲线的重大经济学思想意义是将亚里士多德的适度概念曲线化和计量化,它给出了适度与不适度的计量节点和界点。这也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的典范。

总之,面对急功近利、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现象,亚里士多德的适度思想有助于开阔视野,思考更多的适度主题,包括适度自利、适度追求、适度发展。人类真的需要这么多、发展这么快吗?发展永远是硬道理吗?任何过度而不适度,就不是美德,就有可能出现偏废、偏向甚至偏执。过犹不及,是人类普遍需要遵循的公理,古今中外,概莫例外。

因此,以亚里士多德适度哲学为指引,西方经济学家自觉不自觉地构建了五条通向适度的桥梁,包括亚当斯密的平衡供需、马歇尔的均衡价格、康芒斯的相对价值、萨缪尔森的综合妥协、西蒙的有限理性。适度、平衡、均衡、相对、综合与有限共同提炼了“中道经济学”的六大基本元素和哲学概念,启发未来的主流经济学不忘“初心”,向适度哲学和中庸之道靠拢,包括在自由与管制之间,寻求适度自由;在利己与利他之间,定位适度自利;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把握适度市场和适度干预;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探索适度理性。

(本文是根据作者为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金融管理博士班2017级学生,所开设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时间:2018年1月12日;地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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