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辉: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分野

2018/05/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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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文/洪朝辉

2500年以来,有关经济学的著作汗牛充栋,由此所造就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层出不穷。但是,理解经济学理论、方法、模型和政策的关键是经济学思想,万变不离思想之宗。理解和领悟了经济学的思想分野,就能“以简御繁”(梁漱溟语)、举重若轻,厘清经济学的经络和脉搏。

大致而言,经济学的思想可以从下列四大方面予以分析与透视。第一是性善与性恶的思想分野,影响了经济学派的分类。不同的经济学派与他们所信奉的人类的自然本质的哲学见解,密切相关。世界上大致可分两种对人类本质的理解:第一是人之初,性本善;第二是人之初,性本恶。

如果认为性本善,那就不需要社会制度和政府法律限制人的行为,因为制度与法律本身是以不信任人性善良和完美为前提的。英国哲学家戈德温(William Godwin)认为,当人类的本质是良善时,那社会制度的存在只能鼓励好人变坏人,因为当社会上下、制度规则对好人处处怀疑、设防、盯梢,那么好人首先会怀疑自己是否真是一个好人?其次会激发好人尝试干坏事的逆反心理和冲动,因为反正没人信任我,我为何要这么累地做好人?所以,当制度防好人像防贼一样,好人就有可能变坏人,无心从恶也会变异为有心作乱,最后逼良为娼。

无独有偶,老子的《道德经》也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也就是说,法令越严,盗贼越多。所以好人社会,不需要制度和法制,更不需要政府的干预,自由放任更符合人性。这也是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相信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而且存在天定的和谐,供需关系一定会或迟或早达致基本平衡。

作为对比,如果假定人之初、性本恶,那就必须使用制度、法律和政府权力来限制人的坏行为,于是,重商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等就信奉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受基督教哲学的影响,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相信人有原罪,必须使用制度,将罪人变好人,至少限制人不敢轻易做坏事。从东西方文化的角度比较,孔子的性本善与基督教的性本恶不同。如果认同性本善,那么一旦碰到坏人,需要的是教化,而不是法律;需要改造内心的思想,而不是改造外在的行为;需要德治、人治,而不是法治。犹如治本为主的中医与治标为主的西医,治本显然重于治标。

由此,也出现了对人性的乐观和悲观之分。性本善是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哲学观,性本恶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消极悲观的人生哲学。例如,美国《人权宣言》就体现杰斐逊对人性完美的期待和愿望,因为它主张人人都有追求自由、财产、平等和幸福的权利,这也是美国民主党和古典经济主义的基本哲学。但《美国宪法》却正好相反,它表达了对人性自觉和德性的悲观态度,强烈认为绝对不能相信任何政治人物,因为他们的本性一定是追逐私利和权力,所以对政客一定要像防贼一样,建立三权分立的监督制度,时时刻刻防止政府滥权,这就是美国共和党和凯恩斯主义的基本思路。

这种性善、性恶的分野,也导致不同人对自由与法律的不同偏好,性善论者侧重自由与平等;性恶论者则强调法律与稳定,由此也就分出了自由的理想主义与保守的现实主义两大群体,更分出了自由市场派和政府干预派的不同立场。

第二大经济学派思想的分野则是人性先天决定论还是后天环境论,即人的德性是由先天基因决定,还是通过后天努力和环境变迁决定?个人的天性是否可以被改变?

亚里士多德在《尼格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第二册提到人的美德分两种,一是智力的美德,这可以通过教育得到;一是道德的美德,即德性,有德的天性,这无法依赖教育得到。德性、精神和气质是基于天生习惯、源于家庭传统,犹如贵族需要三代培养,富贵是需要富加贵,后天致富不难,先天成贵就难了。同样,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也强调人类的行为是自然的特性决定,是无法被后天的福利、工作条件等改变。俗语说的狗改不了吃屎、小偷的儿子很难变成法官,也是这个道理,“天命之谓性”。

如果信奉人类德性的先天决定论,那么完备的制度与严苛的法律至多导致坏人感到恐惧,不敢轻易干坏事,但别指望他们干好事。这样,对不思上进的人,只能通过激励机制,奖励他们做好事,重赏之下能出勇夫,但不能指望重赏之下的勇夫脱胎成为好人,因为一旦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消失,他们就将回到原点。基于这种哲学思考,意大利政治家和史学家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就提出,面对大批天生德性不好的民众,要他们衷心爱戴君主很难,但要民众恐惧君主很容易,因为人是很容易在暴政面前产生恐惧的。当然,基于恐惧的服从,往往没有生命力,更会引来虚情假意、阿谀奉承,麻痹君主,十分危险。

但是,与先天决定论相对立,许多哲学家信奉后天改变德性和本性的可能。如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Robert Owen)在《新和谐》中则认为,只要优待和款待个人,人是可以改变本性的。而且,信奉宗教和主义的人,也基本信奉人性是可以被改造的,教化是可能和可行的。

世界几大宗教的宗旨都信奉改造和完善人性的必要与可能,不管是东方的佛教、儒教和道教,还是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甚至东西相交的伊斯兰教,它们共同的教义和功能就是抑制人性的贪婪、纵欲、自私自利,就是希望用神性改造人性,建立真善美的灵性世界。

由此标准观察经济学的流派就能发现,主张追逐自利、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主义,倾向主动、大胆、直率地承认人性不仅本恶,而且不可改造,它们决定了经济学的基本公理,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方法、模型和政策必须而且只能遵循这个公理。任何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条,只是一种空想的愿望。19世纪中叶,空想社会主义曾经在美国一些地区盛极一时,但最后却暴露了人性自私和卑劣的天性,谁都只想要共享的权利,但个个不愿承担共享之后的责任。

作为对比,主张人性可以被改造的经济学家,往往推崇经济学的制度因素、文化习惯、历史进程、伦理道德和行为价值,由此就诞生了道德经济学、宗教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历史经济学、经济心理学,尤其是目前西方流行的行为经济学与行为金融学,更是强调经济人的可塑性、特殊性、历史性、相对性,以及有限理性和适度自利。

第三种经济思想的分野可以从物质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极进行分析。根据汪丁丁在《经济思想史讲义》(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的观察,经济学家大多从三个维度观察经济现象,一是形而下的物的维度,如经济与技术、物质、环境的关系;二是介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社会维度,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作用;三是形而上的精神维度,涵盖精神诉求、精神审美和精神秩序等。

按照汪丁丁这个分野,一般认为有知识、“缺文化”的美国学者比较侧重物和技术的秩序(如新古典增长理论),而有知识、有文化的英国学者比较注重社会秩序(如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但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的欧洲大陆学者(如古希腊、法国、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比较侧重精神秩序,包括古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韦伯(Max Weber)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等。

于是,经济学派和经济学家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强调技术、环境、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如新古典主义;二是强调政府、社会、法律、制度对经济的作用,如凯恩斯、新自由主义现代经济学等;三是强调宗教、道德对经济的影响,如前古典主义等。

第四种经济思想史的分野可以从他们方法论上的“软”科学和“硬”科学角度,找到一些参考轨迹。从软硬科学的光谱上,一般认为最硬的是数学,放之四海而皆准,1+1一定等于2,与文化、地域、阶级不发生任何关系;最软的则是艺术,艺术的美学和判断几乎没有普适标准,每个人心中都有自我的一份独特美感;而介于极硬和极软之间的学科应该是心理学,它既与人脑科学密切相关,也与人的客观行为发生联系,更与人的主观偏好与意念无法分离。如今心理学在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中独领风骚,存在一定的学科与知识结构的优势。

前古典经济主义将经济学视为道德哲学,18世纪中叶的亚当斯密开始努力将它转型为政治经济学,19世纪初的李嘉图更希望把经济学练成欧几米德几何学。但他们都没有真正将数学引入主流经济学,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的边际主义,才真正将经济这门软科学锤炼成了硬科学。但是,自1970-19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开始降低了经济学的门槛,加上理性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行为经济学的加盟,经济学出现了回归软性、推崇文字表述,而不是数学表演的趋势。

于是,有关经济学的方法论,经济思想史就出现了三大阶段:1870年代前的前古典和古典主义,侧重软性经济学;1870年后的新古典、凯恩斯和大部分现代经济学大多侧重硬性经济学;198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软性回归。具体而言,其中经济学的软硬科学的光谱分别从较软的宗教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新老制度经济学派、行为经济学派、行为心理学派,走向货币主义、边际主义和数理经济学派。

其实方法论反映了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偏好。如果你侧重研究经济道德、经济哲学、经济宗教学、经济历史、经济制度、宪政经济学,以及政治和政府行为的经济学,你往往偏好软性,至多采用一些一般的统计学,高等数学基本不需要。但如果你乐于研究货币、税收、金融、银行、静态、消费等,你必须热爱数学、精通统计。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思想分野的根本就是自由与保守两大阵营的对立,具体表现是主张政府干预还是推崇自由放任。自15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就是围绕着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展开无休无止的争论。主张政府干预的就是保守派,主张市场主导的就是自由派。例如,主张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必然产生古典新古典和现代经济学;主张保守的政府干预、强调市场失灵的经济学家,自然对前古典主义、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等爱不释手。

其实保守与自由的选择,没有价值判断。1976年,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 豪(RobertHall)第一次使用咸水派(saltwater school)与淡水派(freshwater school),用客观的地域之差来区分美国经济学家保守与自由之别。咸水派或大海派集中在东西两岸大洋边的高校,如伯克利、哈佛、MIT、斯坦福、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他们比较倾向于政府干预经济;而淡水派或大湖派则集中在中西部的大湖区,如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他们更倾向于自由放任思想。

了解了经济学家在性善Vs性恶、先天Vs后天、物质性Vs社会性Vs精神性、软科学Vs硬科学之后,就有助于对经济学保守与自由思想的理解和感悟,达到真正的“以简御繁”的境界,并使用价值中立的观念,理性面对各种思想分野与学派。

稿于2018年4月1日美国纽约

洪朝辉

获美国马里兰大学美国经济史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四所大学任教任职,现为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经济史终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史、中国经济改革和中美关系等。著有《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权力、资本与权利贫困》(The Pri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ower, Capital, and the Poverty of Rights)

(本文是根据作者为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金融管理博士班2017级学生,所开设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时间:2018年1月12日;地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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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晓婧
经济学 思想 洪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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