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辉:聊聊东西方思想的四大元素 醒、悟、理、道

2018/05/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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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洪朝辉/文

学习经济思想史的重中之重是理解何为思想。在我看来,东西方思想可以通过四个元素来阐述和比较:醒、悟、理、道。

醒是思想的第一元素,也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一大贡献。苏格拉底授课时喜欢脑力激荡、唤醒认知,通过持续、反复地与学生对话,设计陷阱、指出漏洞、质问论辩,在痛苦中催生思想。也就是说,增长知识不难,但开启思想,犹如十月怀胎,需要孕育和催生,痛苦与快乐同在。当苏格拉底与学生讨论何为幸福等难题时,师生之间常常需要二十几个来回的问答,最后,学生入了他的圈套,他就仰天大笑。

在苏格拉底眼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质疑和挑战的。基于这种境界,才有可能培养出他的学生(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这类“犯上”的学生,并创造“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传世名句。同时,苏格拉底教学法也成为西方教育的立足点,它要求学生对既定概念和定义进行批判性思考,对任何问题都要进行证实或证伪,不唯书、不唯上,更不能唯师。

作为对比,孔子和学生的关系在于教和学,“诲人不倦”、“师道尊严”。据《论语》记载,孔子一般惜言如金,要么直接传道解惑,通篇皆为“子曰”;要么只允许学生问一次,诸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养”。汉代的王充曾说:“学于孔子,不能极问”,学生不能对一个问题不断追究。我们许多留美学生,初来乍到,大多习惯孔子式的教学关系,难以接受美国教授不给标准答案的苏格拉底风格。

另外,苏格拉底习惯通过悖论的陈述,促使学生产生头脑风暴。比如著名的美诺悖论(Meno paradox)就辩称,一个人是不可能找到他所知道或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不可能找到他所知道的东西,因为如果他知道他要找的东西,他就不需要寻找;他也不可能找到所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将不知道他在找什麽东西。这种悖论,也被发展到西方法庭律师质问被告的模式,常常在“是”与“不是”的简单问答中,让被告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所以,苏式的“醒”,就是通过对话和辩论,不断揭露对方的矛盾,使之再次思考或否定自己原来已经肯定的东西,对学生产生振聋发聩的催醒作用。他坚持哲学家就是光明,它有能力将身处黑洞中的芸芸众生唤醒,达到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效用。

但是,苏式的醒只是启动人们思考的起点,它不一定能够深化思考的质量,而东方思维则有助于启发人的悟性、促进深思熟虑。所以,悟是思想的第二元素。汉字之“悟”的意象非常丰富,“悟”字由“心”和“吾”组成,形声、象形、会意俱全。吾即是心,心是即吾,遇心则悟。所以,悟的真谛就是走心、入心、用心,用你的心来思考,并通过修养、经历、见识等提高悟性。所谓 “返观内照、向内求索”,从悟本心而悟天道。用老子的话就是:“自知者明”,而且,“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尤其是,东方的儒、释、道,都有“悟道”之说,崇尚“悟境”。儒家视心性本然为“悟”;道家推崇虚心之“悟道”;佛家禅宗,也正是“觉悟”所在。

所以,达到悟的境界需要做到心定、心安、心静,最后达到心悟。梁漱溟认为:“静以通天下所感”。所以,静是悟的根本和前提。但是,静的另一面是缺乏冲动和激情,而激情则是创新的基本动力,而且执念于悟,就会培养一种“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习惯,缺乏行动力。所以,西学的醒善于创新、长于批判;汉学的悟善于学透、精于揣摩,各有所长。

然而,人类思想的醒与悟还不够,需要整合醒悟的各种要素,达到通透,洞察本质,最终成理,建立思想体系和理论,追求天下同一理,“理一分殊”,从一个“理”中分出万物。所以,理是思想的第三元素。

这个理存在四层意思:理性、理论、逻辑、科学,这也是西学的特长。苏格拉底的逻辑推理和辩证思考就是理的基础。西方学者崇拜完备理性,善于通过实证、实验等手段,理清事物的来龙去脉,逻辑自洽,不含糊、不模糊,放之四海而皆准,绝不能被证伪。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如果有人证明东西不是往下掉,而是上升后永不落地,那么,万有引力就被证伪、被推翻。同理,爱因斯坦在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实验尚未能证明他著名的相对论,所以,他得到诺贝尔奖的主要依据是他成功验证了光电效应和光子假设。其实,爱因斯坦早在1905年就创立了狭义相对论,1909年就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学奖,1915年又创立了广义相对论。但科学就是如此理性而又无情,没有实验,就没有科学。

于是,纯粹的学者必须坚持理性的尊严,认死理、服真理。因此,科学理论比较容易在“无情”的西方土壤生根发芽,“李约瑟之谜”也反证了这一现象,即自汉朝以来,中国出现不少伟大的科技,但少有传世的科学。崇尚威权、固步守成、中庸妥协、实用为上、轻视实验的传统,以及喜欢“放盐少许”之类的不定量菜谱文化,就难以建立科学理论的基础体系。

同时,西方的理还蕴涵逻辑的元素。西方逻辑提倡同一律,无论是什麽,它就是它。祸就是祸,福就是福,不存在什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似是而非的可能;它还主张无矛盾律,A和非A不可能同时发生,没有什麽事物同时既是它,又不是它;它更热衷于排中律,A或者非A为真,但两者之间不存在半真半假、你真我也真的可能。这就是西式逻辑的泾渭分明、黑白两极。但东方思维就善于发现两大极端状态之间的中间道路。A是正确的,但非A不一定是错误的,一个伟大真理的反面也可能是真理。在这一点上,汉学的禅宗与西学的量子力学似乎存在相通之点。

同时,除了醒、悟与理之外,道应该是思想的第四大元素。尽管理很重要,但相对而言,理浅道深、理方道圆、理清道玄,道中深藏着人类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和理论。西方教科书对“道”的中文就没法找出合适的词来翻译,直接用拼音(Dao 或 Tao)应付了事。尤其是将道升华为一种宗教信仰以后,就更说不清了。以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是智慧型文化,中国的经济主体也是智慧型经济,而不是理论型经济。在中国任何理论型经济都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纯粹的苏式计划经济和经典的西方市场经济在中国都很难行得通。中国文化和经济之本,就是吾有大道,当圆则圆,当方则方。而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信奉自己的使命,就是关心大道、注重整体、追求终极关怀。总之,道理道理,先道后理。

笔者一直以为,学术界存在四类人:一是学人,有醒无悟,只有知识;二是学者,有醒有悟,有知识、有文化;三是学家,有醒有悟有理,有知识、有文化、有理论,自成一家;四是学道或学圣,就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理论、有思想,醒、悟、理、道四功具备,那是指能将为人和为学升华为一种“有而不有、知而不知”的智慧型境界,并修炼成一种道的“常无”心境,虚心待人、静心治学、平心隐世。而且,知识界的学道所创造出来的传世学问,往往可以被不同观点的人、不同时期的人予以截然不同的解读,如苏格拉底和孔子。这就是思想的魅力。

所以,思想的最大功能是能够练就通透的能力。通是指知识的广度:贯通碎片、贯通古今、贯通中外;透是指知识的深度:透析深刻原理、透明复杂现象、透彻发展奥秘。通透的学者就有本事如梁漱溟所说的“以简御繁”,凡是有系统的思想,内在的核都很简单。其实,貌似杂乱无章、浩瀚如烟的经济学派,无非就是五大要素:思想意识、经济理论、研究方法、数理模型和经济政策。其中思想意识往往决定了理论、方法、模型和政策。没有思想的经济学,只是一种工具、就是一个理论而已。不懂文史哲,照样可以成为经济学家,只要懂得如何使用经济学工具、运用经济学原理即可,未来人工智能都有可能提供经济学知识和技能,但人们能期待“人工思想”(Artificial Thought)吗?我认同汪丁丁的看法,这些传世的经济学家首先是思想家,其次才是经济学家,他们是有思想的经济学家。这也是当今中国特别需要的。

尤其是,我们需要将中国式的感悟和思考(thinking),演进为西方式的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并继续深化为批判性想象(critical imagination),但这些还不够,最后需要将它们继续发展成批判性制作和创作(critical making and creating),即所谓的“做历史”(Do history)。思考只是手段,人类的进步更需要创新行动。但创新的根本要素是培育创新的思想、挑战权威、改变现状。将一变成二或N,只需要人才、科技、市场、制造和资金即可完成,但要将零变成一,就需要创新,而创新的根本要素是孕育、催生创新的思想、制度和文化。所以,当一个国家进入小康社会之后,科技应该不再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制度、文化、创新才是更为重要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生产力。

总之,西学的醒,有利创新;汉学的悟,善于学透;西学的理,长于科学和逻辑;汉学的道,乐于思辨和变通。理想的境界是四者的融合和交叉,只有综合自由的醒思、透彻的感悟、科学的理性、智慧的大道,才能体现真正的思想魅力。

稿于2018年4月29日美国纽约

洪朝辉

获美国马里兰大学美国经济史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四所大学任教任职,现为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经济史终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史、中国经济改革和中美关系等。著有《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权力、资本与权利贫困》(The Pri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ower, Capital, and the Poverty of Rights)

(本文是根据作者为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管理博士班2017级学生,所开设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课程的讲稿整理、补充而成。时间:2018年1月12日;地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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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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