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辉:谈谈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分期

201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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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洪朝辉/文

学者对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不同分期,反映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哲学理念和对经济思想历史的理解。本人似乎更喜欢运用起、承、转、合的四段论,来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史的2500年发展脉络。

起承转合的出处是元·范德玑《诗格》:“作诗有四法:起要平直,承要春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水。”基本的意思是,起是开头,承是承接上文,但要加以申述;转是转折、变化;合是结束和归纳。这种起承转合的文学解释是一种线性描述,由始至终,环环相扣。

但起承转合也可以作为一种持续循环的的哲学解释:起是开端、是基点;承是阐述和发展,承前启后;转是思想的变化,包括正转、反转和逆转;合则不是结束,而是整合、综合,甚至出现对起点的回归,出现否定之否定的扬弃效应,为新一轮的再度起始,创造学理和思想的基础。这种起承转合的哲学思考,可以作为理解和界定两千五百年以来西方经济思想史分期的一个参照。

有关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起点,许多学者倾向以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作为标志,因为亚当斯密是真正意义的经济学理论的鼻祖。不过,我则比较倾向另一种说法,即经济学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且圣经的《旧约全书》和伊斯兰教的《可兰经》等宗教学经典,也蕴含了不可忽视的经济学思想。尽管1776年之前少有现代意义的经济科学理论,但理论必须植根于思想和哲学,不然理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经济思想史,而不是经济理论史或经济学派史,所以,论及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起源和精髓,绝对无法也不应该绕过古希腊先贤们的传世经典和原创哲学。

大致而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第一阶段应该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前古典经济学时期,直至1776年结束。色诺芬(Xenophon)的《经济论》虽然在古希腊被认为是“家庭管理规范的学问”,也就是一门“管家”的学问,但仍可作为第一部西方经济学著作,设立了人类经济思想的起点。他借用苏格拉底和他人对话,不仅提出“经济”这个词,还阐述了农工商的关系、人类物质幸福的内涵、拥有和增加财富的途径和手段、人才对经济的作用以及货币的作用等。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与柏拉图同辈,比亚里士多德高一辈。随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贤都对经济哲学作出奠基性的贡献。

色若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属于生活在轴心时代(Axial Age)的人物,时间在公元前700-200年之间,期间还包括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等。学术界经常面对一大困惑:为何在那个轴心时代,人类精神升华、思想大师辈出?

本人觉得轴心时代思想的突变,不可能是什么“神启”、“天启”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当时人类文明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进程,人类的需求开始远远超过社会的供应,人性的贪欲膨胀,导致贫富分化、社会不稳、战争盛行,如雅典开始漫长的伯罗奔尼亚战争,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血缘氏族逐渐解体,群雄争霸。对此,先贤们敏锐地预见了人类的弱点,把思考从宇宙和自然转到了人和社会的存在。他们知道自己只是一介书生,难以直接贡献生产力、发展科技和增加物质供应,但他们能够通过思想启蒙和宗教启迪,提升道德、修为和情操,宣扬节俭、节欲、中庸、适度,张扬德性和忠孝礼义廉耻。一旦贪婪的需求得到控制与减少,其客观后果就是增加了供应,有助于社会经济走向供需适度平衡,此乃社会和谐、避免战争的根本之道。所以,轴心时代的先贤们不是经济学家,却是胜似经济学家的思想家。

在前古典主义时期,12-14世纪的经院学派大致继承了古希腊传统,促使中世纪的经济学大多由神学和哲学主导,并形成了两大经济学原则:一是伦理性,由神学对经济原理做出了三大界定和规范,禁欲、利他、节俭;二是自然法则,给道德穿上理性的外衣,在自然法基础上开拓思想。随后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也都对经济思想史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致而言,前古典主义时期的经济学思想可以归纳为三大主题:宗教主导、道德主导、政府主导。它们共同奠定了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起点与基点。

如果第一阶段的前古典主义时期代表“起”,那么1776年-1936年的古典和新古典主义时期代表“承”,它既有继承的一面,更有发展的一面。多数学者习惯将古典与新古典分成两大阶段,但本人以为,尽管古典与新古典主义在方法、理论、手段和政策方面存在不同,但他们的主体思想是一脉相承,因为它们共同信奉经济学三大要义:自由放任、市场主导、理性利己。其中主要人物和学派包括古典经济学大家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以及功利主义的边沁和萨伊经济学。对于1870年后的新古典主义,必须重点介绍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创立的边际学派,以及马歇尔创立的剑桥学派和均衡价格理论等,他们在思想上继续坚持市场主导、自由主义,但具有更多的科学元素和数理色彩。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第三阶段出现大转向,因为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建立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对1930年代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主张政府干预、强调市场失灵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在哲学意义上,这是对前古典或重商主义的重复或扬弃,是一种否定之否定。

进入19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出现滞涨危机,凯恩斯主义失灵,经济学主流思想再度出现逆转,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等为首,它们以反对凯恩斯主义和反政府干预为使命,全面复兴古典和新古典的自由市场思想。但是,由此同时,西方现代经济学也开始走向整合与回归,存在复兴部分前古典主义思想的趋势。

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开始挑战和修正数学化的主流经济学,侧重动态的经济历史、软性的制度变迁和特殊的具体案例。2015年Paul Romer在《美国经济评论》2015年第5期发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挑战自己的恩师Robert Lucas在2009 和2014年两篇论文中,所出现的数学模型的推导错误,强调如今的经济学已经过度使用数学。同时,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做出妥协与综合的努力,试图整合信奉市场的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坚持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将两种对立的经济学思想与方法予以适度妥协和综合,建议因时因地,适度和交叉地使用不同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78年以来,已经四次授予同行为经济学、有限理性有关的经济学家,包括2017年诺奖得主赛勒,由此表明现代经济学开始出现弱化数学、模型与普世的倾向,开始强调适度发展、相对价值、道德经济和宗教规范,并出现三大特点:反制凯恩斯、有限理性、适度综合。

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四大阶段发展,部分反映了哲学意义的起(前古典)、承(古典和新古典)、转(凯恩斯主义)、合(现代经济学),尽管这种合的趋势尚未进入主流。这种起承转合不是线性发展,而是思辨意义的循环,它在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中,存在许多哲理性启示。

目前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也是另一种意义的回归与综合,它是对发展经济学的否定之否定。发展经济学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的理论,其中的结构主义主要研究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关系,如著名的刘易斯(A·Lewis)就是研究二元结构(现代与传统两大部门)的大师,他认为经济发展不同部门的发展不平衡是结构性的,市场很难改变,必须制定计划,发挥政府作用。西方发展经济学已经经历了二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的1950-60年代,发展经济学中结构主义就是师承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崛起就是得益于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第二阶段是1980-1990年代,结构主义被新自由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取代,市场主导、政府退出,日本与四小龙一蹶不振;第三阶段是随着政府主导的“中国模式”的兴起,新结构主义提出继承老结构主义的合理性,其本质还是要强调政府干预的角色,但提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概念,希望走的不是简单的结构主义的重复,而是更高阶段的扬弃。

总之,过去2500年,保守与自由的经济思想激荡正好完成了两大轮回,一是保守的凯恩斯主义与保守的前古典经济学(如重商主义)的重合;二是自由的现代经济学与自由的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交叉。但事不能过三。面对这种钟摆式的左右思想变迁,是不是该到了适度理论、中道思想和一分为三哲学粉墨登场的时代?基于此,西方战后所出现的新古典综合、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学派所展示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值得深度关注。

稿于2018年5月7日美国纽约

洪朝辉

获美国马里兰大学美国经济史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四所大学任教任职,现为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经济史终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史、中国经济改革和中美关系等。著有《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权力、资本与权利贫困》(The Pri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ower, Capital, and the Poverty of Rights)

【本文作者是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经济史终身教授。此文是根据作者给福坦莫大学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管理博士班(DPS)2017级学生,所开设的 “西方经济思想史” 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时间:2018年1月12日;地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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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晓婧
西方经济 思想史 洪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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