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启明:现金贷监管也要监管理性—— 一份迟到的对“整顿现金贷通知”的反思

2018/06/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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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现金贷需要规制。但是有些规制是现金贷自我规制就可以完成的;有些规制是自律规制可以完成的;有些规制是市场竞争可以完成;有些规制是基础制度保障可以完成。

自从央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后,“现金贷”行业一直处于高压监管状态。现金贷需要被监管的道理已经论述众多,在此,我想讨论的问题则在于现金贷监管的监管理性,即现金贷监管究竟管的是什么?又应当(或不应当)怎样监管?

问题一:“现金贷”监管管什么?

从通知用语来看,“现金贷”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名词:在借贷关系中,哪一项不是最终表现为现金的支付和偿还呢?以此来看,任何的借贷关系都是“现金贷”,包括作为传统金融行业的银行借贷、普惠金融领域的小贷公司借贷、新金融领域内的p2p等网络借贷。为此,《通知》赋予了其所规制的现金贷的四项特征即,(1)无场景依托;(2)无指定用途;(3)无客户群体限定;(4)无抵押。

就上述四项特征而言,“无抵押”从贷款类型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信用贷款,但根据这一特征并足以将现金贷业务很好的区分出来。因此,对现金贷的定义需要结合前三项特征。《通知》之中的前三项特征可以具体概括为两项,即是否存在借款用途的限制与是否存在借款人的限制。

对于第一项,借款用途的限制,《通知》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描述:在数字金融的环境之下的场景借贷;在传统金融语境之下的指定用途的借贷。

但是,这种对借款用途的限制,却难以起到实际上的规制效果:通过场景借款中的服务或者货物可以变现,而规定了指定借款用途的借款则需要对监控资金的最终使用方向进行监管——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从个人借贷的角度来看,都难以进行有效率的监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金贷监管趋严的背景下,众多冠以“融资租赁”名义的变种现金贷模式的出现。

就现金贷定义的问题还存在于借款人限制的界定之上。尽管给予金融消费者以与之风险能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是金融监管的要求,但是通过整顿的方式进行的监管是否能够起到相应的作用则依然存在疑问。

首先,从数字金融的发展来看,数字金融之所以能够在我国得以蓬勃发展,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金融行业的二八定律。以此来看,第一,数字金融是有其客户群体限定的;第二,拓展传统银行无法覆盖的而存在金融需求的用户,本身就是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道理。这就意味着,现金贷业务本身是有客户限定的,这种限定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于目标客户群体的限定,也就是二八定律的道理;第二个方面则在于现金贷公司的反欺诈措施——毕竟现金贷公司并不是慈善家,为降低风险现金贷公司也要采取防欺诈措施。

其次,在上面正面和反面限定的范围内,一个广受质疑的问题则在于现金贷是否让更多本不该过度消费的人或者获得信用的人获得了信用。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把问题搅乱的一种说法:如果我们承认这些群体存在现实的需求并且数字金融正是针对这批具有真实需求的主体通过数字技术的方式提供金融服务的话,那么“过度消费”或“信用”过度扩张性授予的提法都和现金贷本身没有关系。简单的道理在于:虽然我们现在打开媒体上关于现金贷的报道,随处可见的都是关于“债务陷阱”的凄惨故事——这些人要不要很好的保护呢?答案一定是要——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保护?从上述思维下,我们能够看到的并且被监管部门惯用的方法是,将这些群体全方位的保护起来:好,既然你是弱者,你就不要接受这种服务了。但是,讽刺的是,整顿现金贷之后,需求依然没有消灭,不过转战到地下去了,而变得更“黑”。这并不是我在危言耸听,事实上,看一看现金贷严管之后的过去被“洗白”的高利贷公司重返“地下”的新闻,就能很轻易地看到,这种做法究竟是在保护脆弱的金融消费者吗?

问题二:现金贷应当如何规制?

那么,下面我们很自然地就转到了第二个话题(当然也未必是很自然的,因为现金贷究竟是什么,我们依然无法给出定义,但是好在,我们不是概念法学体系,无法给出定义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的分析),也就是现金贷应当如何规制?

回答应当如何规制的问题时,我想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是:需要什么样的规制。就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现金贷平台。对现金贷规制的一个原因,据称是因为:违约率高。对于这个问题,是否需要规制呢?又应当如何规制呢?

首先,一个基本的常识是,金融一定存在风险。所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一定要履行的问题或者说是违约率的问题,只有经营成本的问题。坏账率高无非是成本高。成本高为什么需要政府部门的规制呢?对于这个问题,如果企业可以承受,那么说明依然是有利可图的;如果企业不能承受还依然在坚持,那么如果这个企业用的是自己的钱的话——这个问题我们随后讨论,为什么要规制呢?用ofo创始人的话来说,赢了就赢了,没赢就是做公益了。现金贷企业因为成本高而没有盈利最终亏损,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的无非是你拿着别人的钱做公益。因此,现金贷违约率只是表象,问题的实质是你拿的是谁的钱?

其次,现金贷违约率高的一个原因,据称是因为共债问题。所谓共债问题的形成,在我看来,主要信息问题,但是这里的信息问题存在着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公共服务的信息提供问题。 第二,行业间的信息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之中存在着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就是业界的大佬们总是希望小弟拿出数据共享,而自己的数据却不想共享出来。但是是否一定就需要行政监管呢?哈特在公地悲剧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解决方法:规制的、自律的、相互协作的。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就是为私组织如何解决公地悲剧问题提供了更为实践性的考察。这些都告诉我们,一定需要政府规制吗?当然,即使答案是肯定的,在《通知》之中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安排。

简单归纳一下,平台没有规制保护的需求,行业自主演进,需要规制的是区分资金的来源。

第二个层次:金融消费者。针对现金贷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需求,可以说是目前对现金贷规制的主要动力来源。但是这里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哪些是针对现金贷所带来的新问题呢?

一般我们认为需要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第一个问题是所谓利率高的问题。但是利率高是问题吗?首先,我们有最高院的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按照这一司法解释,24%~36%之间是自然债务;36%以上的我们往往称为非法债务。如果一个公司明明知道自己40%利率的借贷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还借贷出去了,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反过来说,一个金融消费者,明明知道40%以上的利率可以主张返还,却没有主张,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更大的问题则来自于,本身这种利率规制就是基于某种所谓的父爱主义而反市场规律的做法。这种益权的配置是否有效,我们暂且不论。那么按照最保守的看法,利率规制也不过是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重申。

第二个问题是所谓公平债收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可能主要有这个几个层次:首先,一样的问题,这是整个金融行业的共同问题,有待于公平催收法——当然,也包括个人破产法的完善,并非现金贷的问题。其次,现金贷究竟有多少公平催收的问题呢?就这个问题,有笔数学题:一笔1000元或者不到10000元的借贷,你会“买”债务人一个胳膊吗?显然你可能只是会“恐吓”一下而已——甚至在目前的高压下,连恐吓都没有了,从我自身调研的情况来看,目前很多催讨公司都在集中学习催讨规范。再次,就是对亲人的骚扰,这是现金贷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现金贷的问题吗?我们谁没有被房地产中介的电话、开发票的电话、小额借贷的电话骚扰过呢?个人数据如何保护,是一个更大范围的问题。

这样看来,对金融消费者需不需要保护呢?需要保护。但是,这些保护的需求是现金贷所带来的吗?似乎不是,这是基础制度如何执行的问题。当然,可能有声音说,正式因为基础制度执行的不好,所以我们才特别提出针对现金贷的管制,但是显然这种一种头疼医头的笨方法,也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监管理性。

最后一个层次:市场的保护。市场是否需要保护呢?当然,健康的市场可以坚定投资者的信心。但是市场的规制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空话,最终还需要落实到市场机制怎样没有发挥作用。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吗?好像不论是逆向选择还是敲竹杠,说的都是借贷平台,而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加以改善。是因为市场势力的原因?在借贷关系之中,究竟谁更有市场优位是一个难以简单界定的问题:这是一个寡头博弈的问题,事实上每一方可能具有power。所以,站在市场的角度,我们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外部性或者系统风险如何消除的问题。这里系统风险可能包括两方面:第一,是不是拿了银行的钱?别人的钱?第二,会不会造成金融消费者的违约心理。

做一个总结:现金贷要不要规制呢?需要规制。但是有些规制是现金贷自我规制就可以完成的;有些规制是自律规制可以完成的;有些规制是市场竞争可以完成;有些规制是基础制度保障可以完成。reich在很多年前在新财产的论文中就告诉我们政府总是依赖于对政府供给的规制而扩张自己的权力,但是很遗憾的则是,在这篇具有开创性价值的论文发表60年后,我们依然看不到理性化规制的探索。

作者简介:

任启明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法学博士。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公司法、网络法

编辑:jiang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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